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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大象北上 不是“回老家”

时间:2021-07-15 08:19:33 来源:北京晚报

云南大象北上 不是“回老家”

蔡辉

“光有唐之城邑,驱之则百兽风驰。玩之则万夫云集,故其威容足尚。”这是杜甫在《越人献驯象赋》中写下的句子,赋中提到的大象可能来自今天的广西。

在唐宫,犀象舞是重大活动中必备节目。

“安史之乱”时,这些舞象被安禄山掠至洛阳,因不肯舞蹈,安禄山“怒命置于阱井中,以烈火烧,使力疲,俾壮士乘高而投之,洞达胸腋,流血数石”。

唐德宗(780年到805年在位)时,因宫廷舞象太多,曾下令放归荆山(全国共五座荆山,此处应指陕西省的荆山),可见当时北方气温高于现代。从考古看,殷商时中原尚有大象。

一些网友误认为,大象产自古代北方,称前些日子轰动一时的云南大象北上是“回老家”,还有人开玩笑说,大象来找相声演员孙越(曾在北京动物园任大象饲养员)。

这些说法不准确。

云南北上大象是亚洲象,当气温达到零摄氏度时,便“眼结膜水肿充血,流泪”“双耳边缘因冻伤而呈现大面积坏死”“四肢僵硬体力不支,只在原地头部晃动,不能站起”,古代北方气温虽高,但冬季与今天“相差不大”,亚洲象无法在野外过冬。

事实上,北方原有的大象是菱齿象,是现代非洲象的祖先,已灭绝。至少在杜甫时,北方已无野生大象。菱齿象为什么会灭绝?主因是人为猎杀,而非气候变化的影响。

北方古象后代在非洲

在甲骨文中,已有象、为(从人牵象)、豫等字,说明当时北方有大象,但长期被忽视,直到1915年,罗振玉在《殷墟书契考释》中,才首次指出这一点。

1934年秋、1935年秋,在殷墟“象坑”中分别出土两具大象骨架,其中一坑中还有1具人骨架,估计是“象奴”,即驯象人。在出土的甲骨文中,有不少商王“获象”(即猎象)的记载,比如“殷王田狩于楚地,获大象二匹”,坐实当时不仅有家象,也有野象。

有学者根据《吕氏春秋·古乐篇》记载:“商人服象,为虐于东夷,周公以师逐之,至于江南。”提出大象是从北方迁到南方去的。并认为河南简称“豫”,即来自大象。但事实上,古豫州比今天更靠北,范围也更大,而《吕氏春秋》距商代甚远,难分是信史还是传说。

学者李冀先生发现,虽从中原考古出土的象骨常标为“亚洲象”,但多是残片,以当时技术条件,难免误认。古代大象生活环境区分明显:猛犸象生活在寒带,亚洲象生活在热带、亚热带,居于二者之间的,则是菱齿象。

在所有象种中,古菱齿象体型最大,比今亚洲象大1倍左右,在河南、河北、山东等地均发现了它的骨骼化石。古菱齿象有变种,有的体型较小,与今亚洲象近似。这种小型菱齿象是否应单列为一种,学界尚未统一意见。

小型菱齿象在外表上很像亚洲象,但在血缘上,是现代非洲象的祖先。与云南北上的大象,不是一个祖宗。

汉代已无菱齿象

那么,怎么才能证明当时北方大象不是亚洲象呢?青铜器上有蛛丝马迹。非洲象鼻端有二指,亚洲象则是单指。

李冀先生根据1996年版《中国青铜器全集》收录的多张照片证明,北方出土的象型青铜器上,鼻端都是二指,倒是湖南出土的象尊上是单指。这说明,商周两代,北方大象应是小型菱齿象,湖南等地可能是亚洲象。这与《绝越书》中记“舜葬苍梧,象为之耕”契合,苍梧大致在今湖南、广西一带。

战国时,北方已难见大象。《韩非子》说:“人希见生象也,而得死象之骨,案其图以想其生也,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,皆谓之象也。”

小型菱齿象灭绝,或与食物匮乏相关。大象一天3/4的时间都在进食,成年亚洲象每天饮水160至220公斤,需200公斤左右食物,产生150公斤左右的粪便,每只大象平均需要10平方公里的草地。

春秋战国是北方环境遭较大破坏的时期:

一是人口迅速增加。春秋初,中原人口仅五百七十多万,加上游牧民,勉强一千万,到了后期,增长到两千万;战国初期,突破三千万,后期增长到四千万。

二是战争不断。春秋共400多次战争,战国又是200多次战争,后者次数虽少,规模却剧增,以秦赵的长平之战为例,双方在上党对峙3年,国力几被耗尽。

列强都在掠夺资源,大象也失去了生存空间。到汉代时,北方已无野生大象。

大象混成了江猪

汉武帝时,宫中设奇华殿,专养动物,有“巨象、师子(狮子)、猛犬、大雀之群食于外囿。殊方异物,四面而至”。养大象,是为装点太平。

东汉张衡在《西京赋》中写道:“白象行孕,垂鼻轔輑。”所谓“白象行孕”,即“伪作大白象”,就是用人扮演。汉代画像石中,有人身象首的图案,在当时,舞狮、舞龙、舞象是庆典标准用舞。可能是大象易驯化,后多用真象替代。象舞时,需把大象的头部涂成红色,即“白象朱首,鱼龙曼衍”。

大象受宠,原因有二:

一是古人不只是把大象看成动物,而且视为生态系统,即“太极生两仪,两仪生四象,四象生八卦”。且古人有“比德思想”,即从万物身上发现道德,引为教训。节日用象舞,可视为一种提醒。

二是佛教传入中原,佛经常以狮子和“大象王”喻称诸佛,且有“白象入胎”说,即佛祖出生前,其母梦菩萨乘白象入右肋,白象被视为佛祖的化身。《华严经》称:“普贤学得于行,行之谨审静重莫如象,故好象。”

两种传统汇合,大象的影响力陡升。三国时,为拉拢曹操,孙权曾赠送巨象,养在邺城(今河北省临漳县城郊)附近的毛象陂,曹冲称象的故事即从此来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,长江流域还有大象。据《酉阳杂俎》记:“龙象,六十岁骨方足。今荆地象,色黑两牙,江猪也。”形象如此不堪,应是体型较小的亚洲象。

大象的漱口水能治病?

唐代时,长江流域的大象也基本绝迹,宫廷仪式用大象,只能去岭南找。

一方面,“安史之乱”后,唐朝经济重心南移,大量北方人进入南方,即“中原多故,襄邓百姓,两京衣冠,尽投江湘,故荆南井邑,十倍其初”,以致“江西、湖南,地称沃壤,所出常倍他州”,农业扩张,挤占了大象的生存空间。

另一方面,对大象制品的消费增加。西魏以降,五品以上朝官需执象牙笏板,其中“广之属郡潮循州多野象,牙小而红,最堪作笏”,用牙笏成了身份象征,此习一直沿至明朝。

在民间,一些人误以为象牙能治病,唐代名医甄权在《药性论》中便认为象牙“甘,寒。清热镇凉,解毒生肌”,用它磨成粉,治疗疮毒、痔漏等。唐人迷信象能治病,以致周澄国上表唐朝,说诃伽国有一头四牙象,能“以水洗牙,饮之愈疾”,建议派兵去抢。

此外,唐人还有食象拔陋习,据《太平广记》载:“潮循人或捕得象,争食其鼻,云肥脆,偏堪作炙。”

大象勇猛,但有短板,就是怕狗吠,所以猎人们“裹粮登高树,构熊巢伺之。有群象过,则为犬声。悉举鼻吼叫,循守不复去。或经五六日,困倒。则下,潜刺杀之。耳穴薄如鼓皮,一刺而毙。胸前小横骨,灰之酒服,令人能浮水出没”。

不过,据《旧唐书》载:“贞元二年(786年)……希烈于唐州(今河南境内)得象一头,以为瑞应。”这只大象为何北上,而且跑得这么远,是一个谜。

宋代官方鼓励杀野象

汉代宫廷即开始养大象,唐朝时则制度更完备。

据《唐六典》:“凡象日给槁六围。”就是每天给6捆干草,此外,“诸象日给稻菽各三斗、盐一升……象马骡牛驼饲青草,日粟豆各减半,盐则恒给。饲禾及青豆者,粟豆全断。若无青可饲,粟豆依旧给。其象至冬给羊皮及故毡衣”。

大象体型巨大,日常食物中乏盐,常因偷盐与人类冲突,唐人对此已有认识。大象体温高达38℃至39.5℃,散热惟艰,所以无体毛,特别怕冷,遇到下雪或结冰,便“皮温不匀,肢体末端发凉,感觉迟钝,全身战栗,四肢僵硬”,所以穿羊皮袄过冬。

唐代以后,宫廷养象成定例,重大仪式、节日庆典中常有大象的身影,但野生大象越来越少。

宋代北方长期不稳定,只好将重心放在南方,为发展农耕,政府鼓励民间猎象。

比如机刃法,大象一般原路进退,在象路上安置利刃,“苟中其要害,必死”。此外有陷阱法,大象体重大,一旦入坑,便无法爬出,只能等死。此外还有悬巨木法,在象路上设大木,将象砸死。还有残忍的象鞋法,近于捕兽夹子,但与大木相连,大象中招后,“负其痛,不能食,展转,谓之着鞋”,几天后,大象精疲力竭,众人再将其射杀。

因大规模捕猎大象,可耕地面积扩大,尤其是岭南地区,“自秦汉以前为蛮夷,自唐宋以后为神州”,但福建、广东、广西等地野象渐绝,只剩云南少数地区还有野象。

老百姓为何喜欢大象

元明清三代,大象一般养在宫中。

马可·波罗说,忽必烈的象队有5000头大象。马可·波罗因张口即“百万”,时人讥为“马可百万”,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是他在狱中讲给狱友鲁思梯谦,后者整理成文字。鲁思梯谦是小说家,因讲述亚瑟王故事成名。亚瑟王可能并无其人,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中内容与亚瑟王传奇颇相似。

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被多次转抄,早期版本达160余种,彼此相差甚大。揆诸情理,5000头大象实不可能。以每头大象日食200公斤计算,一年下来,消耗草料3.65亿公斤。

明代驯象不过几十头,驯象卫却有20146名士兵,且“在京象马牛房草料,昔止派河南、山东、并顺天等八府供给”。八府才能支持,如果是5000头大象,怎能养得起?乾隆时,养象仅39头,就因负担太重,下令藩属不得再进献大象。

虽然野象渐少,但老百姓对大象却普遍有好感。

传统建筑中,常有“象荷果盘”图案,果盘中多是象征长寿的桃、多子的石榴、多福的佛手瓜。大象图案多与狮子图案合用,“狮”通“世”。象背宝瓶,即太平,狮舞,即盛世,合称太平盛世。在佛教中,文殊乘狮,意为智慧,在佛祖左边;普贤乘象,意为吉祥,在佛祖右边。所以左狮右象是定式。

象鼻喜吸水,古代民间传说水即财,故大象图案有招财的含义。在这些传统的基础上,难怪大家对云南大象北迁这么关注。

(本文多处引用学者李冀先生论文《先秦动物地理问题探索》中的观点,不一一列出。) 【编辑:陈海峰】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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