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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孝濂:只为描摹生命力的状态

时间:2022-03-18 08:19:21 来源:北京青年报

曾孝濂:只为描摹生命力的状态

◎剀弟

展览:画与相——“中国植物画第一人”曾孝濂个展

展期:3.5-5.22

地点:上海摄影艺术中心

对话人:曾孝濂,1939年生于云南昆明,1958年进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,1995年受聘为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,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。先后为《中国植物志》《云南植物志》《西藏植物志》等科学著作绘制插画,至今仍笔墨不辍。

上海摄影艺术中心春季开幕的展览“画与相”第一次在展览中呈现画作为主——来自“中国植物画第一人”曾孝濂的花鸟博物画,不仅向观众普及了植物科学画和博物画这种相对小众的画种,也通过绘画作品和其他艺术门类作品的结合,呈现摄影和艺术均以自然为师,以科学为镜表达万物之美的信息。

以敬畏自然为本,以描绘自然之真为目的,从事植物科学画六十余年的曾孝濂说,他所做的是一种对自己和社会都有益的工作,同时也是自己的兴趣爱好。以自然为师,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。

“年轻时是爱好,工作中是职责,退休后就是个僻固”

北青艺评:您是怎么接触到植物科学画领域的?

曾孝濂:1958年我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,正在迷茫,接到了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录用通知,半天工作半天学习。我很快就去报到,那个时候路不好走,每天坐着背一个大气囊的老式公交车,但当时我特别高兴,觉得真是天赐良机。

那时正好国家下达“三志”的编写任务,包括《中国植物志》《中国动物志》《中国孢子植物志》,中国是一个动植物资源大国,国家必须要有自己的志书,这是重大项目。我从小就喜欢涂鸦,单位看我可以画,就把我分配到分类室为《植物志》做插图师,这就是机缘巧合,愿望和客观需要相结合,所以就走上了这条路了。

北青艺评:60多年来只做一件事情,这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非常不可思议,是什么让您把植物科学画当成一生的志向的?

曾孝濂:心甘情愿,矢志不移,这既是国家需要,也是自己喜欢的事,没有想到过其他,就成了终生的追求。年轻时是爱好,工作中是职责,退休后就是个僻固,改不掉的习惯。如果没有这个事儿支撑了我,我可能就没有那么愉快,身体也没那么好。

北青艺评:当我们听到“植物科学画”的时候,大多数人会困惑:这是绘画作品还是科学插图?

曾孝濂:植物科学画是我们国家的官方名称,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名称,不管叫什么,这个画是为科学服务的。科学家是用逻辑思维,用语言文字来描述植物的生长规律,找它们之间的系统关系,到最后总结出论文,除了文字描述以外,还要用形象思维的方法,把这个自然界的物种用绘画的形式记录清楚。

在一些艺术院校和艺术系统,一般就叫它生物类插画,不管动植物还是微生物都是生物,用绘画的形式来表述它的特征,而且多数是用在科学著作里面,所以叫生物类插画专业。

北青艺评:这个画种跟其他绘画有什么不一样?

曾孝濂:首先是观念不一样,主流绘画是为了抒发画家本人的内心世界,比如画梅花就画它的骨气,把它拟人化、人格化。但是植物科学画家画梅花要把梅花的形态特征,包括它有几个花瓣、几个雄蕊,它的叶子怎么长等等这些植物分类学的特征画出来。

植物科学画有一定的科学内涵,它的前提是要表达物种的形态特征,尤其是关乎在植物分类学上鉴定物种,一定要画清楚。同时它还要具备独立的审美价值,这种美与纯艺术美的观念不同,纯艺术的审美没有绝对标准,而植物科学画要接近客观存在,接近动植物原初的自然状况。只要你画对了,它确实是美的,因为大自然本身就是美的。

为“植物志”服务了一辈子的插图师

北青艺评:您对自己的定位是植物学家还是画家?

曾孝濂:我不是植物学家,也不是一个纯艺术的画家,我就是一个为《中国植物志》服务了一辈子的插图师。

当时为《中国植物志》画插图的有160多人,我们很少有功名心,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团队。《中国植物志》完成后,这个群体相当长一段时间处于低谷,何去何从?很多人转行了,转到别的画种,或者做其他工作,而我没有想要转,我还有很多想画的东西。

《中国植物志》的完成是一个分水岭,之前要严谨地把植物的特征表达清楚,之后我们要走出科研院所,面向大自然,画一些读者更喜闻乐见的,提高美学的诉求,但是我的工作没有变,作品的科学内涵没有变,要带动更多的人去关注自然,普及自然科学。

北青艺评:所以您现在不再以“画得像”为目标,转向了植物艺术画?

曾孝濂:过去标准的植物画不画阳光,只画散射光,因为阳光有投影。但是阳光之下色彩特别丰富,明暗对比比较强烈,引入阳光就会让这幅画具备更多的视觉张力。我现在更多地注重绘画当中色彩的变化,如果我纯粹做科学画就要传承它的传统,不画阳光,但是现在为了表现植物的生命力,我会更贴近大自然。

现在我不再需要做解剖、画那些细节,这些在《中国植物志》的工作中已经做清楚了,现在要把原初的自然状况画得更清楚,这样也提高了它的大众性,让更多的人获得一种亲切感和认同感。

北青艺评:是否一定先要看到活的植物,才能画植物科学画?

曾孝濂:在以前,这是一个先决条件,如果你要刻画某一种生物,对它没有直接的印象或第一印象,几乎很难画得生动。但是在画《中国植物志》的过程中,需要绘制的高等植物就有15000种,不可能每种都看到,也没有条件去偏远的地方画写生,所以当时主要还是根据植物标本。

画得准确是我们的第一个要求,至于能不能够把它画活,恢复它的生长状态,画出它对生命的渴求,这是另外一回事。一般的科学家也不要求,植物志一般也不要求。

北青艺评:您为什么强调“第一印象”?

曾孝濂:面对一个活生生的物种,对它那种生命状态的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,那种感觉会引领整个创作过程,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参考一些照片,照片细节比大脑记忆更准确。

但是如果你根本没见过这个物种,缺少了这种认知,或者只根据照片去揣摩,效果是不一样的。因为对这种生存的欲望,那种强烈的表现,不实际看到很难画出来,甚至不可能画出来。生命力的状态是在准确之上的更高标准。

过去植物志、动物志的插图,一般是不要求画生态环境的,主要是以个体为主,要把个体画清楚。也有一类生态方面的书,特别要求画生态,把物种和物种之间或者物种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。

我如果有条件就要画,这样更能表达它的生存欲望、生存状态,比如《网盖牛肝菌》,它只生长在冷杉林下边,我就画了冷杉树的枯枝落叶,还有一个掉下来的冷杉果和一点杂草,把真实的生态环境局部表现出来。

“我们的祖师爷就是大自然”

北青艺评:您之前提过接下来有两个心愿,一是画《诗经》中的植物;二是重返西双版纳,完成一百幅有关热带雨林的生态绘画,现在进度如何?

曾孝濂:《诗经》的工作基本上已经结束了,我与另外两个画家朋友一起,总共创作了一百四五十幅插画,我画了大概有80多幅。这一部分严格地讲不是生物科学画,它是博物画,它要画得相对灵活生动,有一定的民族形式,带有一定的国画的构图。日本江户时代就画过这个名物图考,日本都画我们自己为什么不画?现在这个工作基本告一段落。

一百幅生态景观绘画是我多年的夙愿,我想在三年的时间里画百十种树的景观,树之间、树跟环境尤其是跟阳光的那种感觉。我今年已经去了两次西双版纳,更多是找回原来的感觉,大量收集素材资料,画速写,从不同角度拍照,将来有条件就在版纳画,没有条件回到昆明来画,都可以做得到。

北青艺评:是用国画的形式?

曾孝濂:我觉得用中国画的形式有一些独到之处,一个是它画幅比较大,中国的宣纸有一米多两米多,也会加上很多我个人的经验。我曾经用了七八年的时间研习中国画。徐悲鸿讲过一句话:中国画需要发展,中国传统的自然主义要和西方的写实主义相结合。我特别赞同这句话。

要结合西方写实主义,把具体的对象比较客观真实地表达出来,那样很多传统的笔墨和技法就不够用了。我还是画生物绘画,画个体和环境的关系,不是泛泛地去画文人画、写意画、工笔画,正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生物物种,植物动物那么丰富,你只用一些固定的传统的方法,是表达不出现实生活当中客观存在的一些形象的。

我有这个信心,画得好不好是一回事,得敢去实践,得用行动,用绘画来践行自己的夙愿,践行老前辈徐悲鸿说的话。

传统的自然主义和西方的写实主义相结合,我走的就是这个路子,但是我画的内容还是属于生物绘画的系统。可能实现得了,也可能实现不了,但是想法说出来就是为了不给自己有退路。

北青艺评:这就是您说的中国特色的植物科学画?

曾孝濂:这也是一致的,因为我用传统的笔墨画现代科学内涵的东西,这就是中国的特色。我会画一些花卉,也会有一些新的面貌。

我总告诉自己:你不要以为自己老了,就有理由,什么熟悉就画什么,没必要。你觉得你还可以做,为什么不做?你做不了别人会去做,开个头也好。

北青艺评:对于今天喜欢博物画和喜欢植物科学画的年轻人,您有什么建议?

曾孝濂:现在形势不一样了,植物科学画的春天到了,我希望有机会把非常优秀的青年画家聚在一起,办个展览,大家一起交流交流。

这个画种没有门槛、没有门派,专业不专业、学没学过美术都可以画。很多画种要问你的祖师爷是谁、跟谁学的,我们没有,我们的祖师爷就是大自然。所以只要拿出点勇气,安静地跟大自然沟通,在这种特殊的氛围里面,你会感到很宁静,心情非常舒畅。

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爱好和职业选择,人和自然相融合,用眼睛去观察,用心灵去感受,它会陪伴你一生。

植物科学画:来自科学和美学的双重打量

◎剀弟

要亲眼看到曾孝濂的花鸟画,并且贴近细处观察,才能了解这种以自然为主题的绘画有多么精致奥妙。精致来自于精细、中性、毫无瑕疵的线条笔触,而奥妙来自自然逼真的形与色,宛如一簇簇花、一只只鸟就在你面前呈现出它们最美的样子。这种美既是人手描绘出的,也是自然的真实之美。

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动植物绘画,这些作品来自一位年逾八十的画师之手。曾孝濂是我国顶尖的植物科学画家、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,被誉为“中国植物画第一人”。展览精选了曾孝濂40幅代表作,这些作品以自然为题,包含了植物科学画、植物艺术画和博物画。

其实关于植物的绘画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,最早可见于四千年前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墓穴石碑,上面有先人刻画的植物图像。早期对植物的描绘多是为了记录植物的药用效果,在中国,可以追溯到宋代的《本草图经》。在西方,最早的药用植物图谱可追溯至约公元65年的《药物论》。

随着西方15世纪展开的航海冒险,一直到18世纪早期的全球贸易,地理大发现带动着外出探索的人对不同地域里植物和动物的记录,大量的标本被采集,结合西方写实主义绘画传统,极大地丰富了以动植物为对象的绘画,形成了博物画的悠久传统。而中国对植物动物的描绘则很长时间停留在花鸟工笔写意阶段,直到19世纪植物分类学传入中国后,真正的中国植物科学画才出现。

“既然已经有了摄影,为什么还要手画?”这是展览中被提出最多的一个问题。确实,植物科学画诞生于摄影发明之前,在摄影出现之后,影像技术可以更加逼真地记录对象,绘画作品似乎是吃力不讨好。“画与相”展览其实也抛出了这个问题。

在摄影与绘画共生的今天,绘画创作过程少不了摄影的协助,摄影反过来也借鉴了绘画形式。在“画与相”的展览上,曾老的绘画作品如摄影般写实,而荒木经惟等艺术家的摄影作品则采用了不同的创作手法,更像绘画的表现。

但仅仅是如摄影般写实还不够,植物科学画仰赖于艺术家的洞察力和高超技艺来捕捉植物形态本质,这是单纯的摄影技术和数字革命达不到的。

依赖于人的科学观察,植物科学画可以进行选择性的呈现。比如展览中的《网盖牛肝菌》,植物科学画重点表现了它的网状结构,对结构纹理的描绘比照片更清楚,而且画出了牛肝菌不同生长时期的形态,以及它生长的生态环境——冷杉树下。

绘画也是一种传承,伴随着植物分类学的物种确定要求,植物科学著作中表达物种至今仍然是以手绘的黑白墨线图为主,比如1878年创刊的欧洲权威《柯蒂斯植物学杂志》至今仍然使用手绘的插图。如果说摄影记录的是瞬间,植物科学画画下的是物种的永恒。

2021年,为了方便自己的工作计划,曾孝濂又住回到昆明植物研究所,开始一天最少8小时的绘画。同年,昆明世博园内,由巴基斯坦馆旧址改造的曾孝濂美术馆开幕,这里以曾老的绘画为常设展览,计划围绕植物科学画和博物画规划一个年轻人的群展。

德国科学家亚历山大·冯·洪堡曾经说过:对自然科学和美学的凝视,是理解宇宙的必经之途,之后也必将成为一种自然的宗教。“画与相”中曾老的绘画,正让人体会到这种来自科学和美学的双重凝视。 【编辑:卞立群】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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